我对日本人长相有种看多日杂的绳文人刻板印象，以至于典型的社畜弥生连出现在面前脑子转几个弯才能反应出对方是日本人，不仅因为脱咯嘣脆尾音截断利落的罗马音，多少也是一种典型脱发少锻炼的从内到外社畜气息。
别人可能会觉得算是某种歧视。偶尔想人感如何避免在本身阶级建立在长相歧视上的国家，从因致果的循环。
人的文风和城市也有一定关系。
香港人写东西很经济。就像香港岛上寸土寸金高楼鳞次栉比，时间和空间都在被无限压榨每个人都紧赶慢赶要从已经干涸的海绵中挤出点水。
我十六七岁那会唯独爱看香港狗仔写八卦小报，把中文精简刻薄发挥到淋漓尽致。比方说写angelababy怀孕是“人造人造人”但又不少人也说香港在老去，固定产业模式所有人做的不过是拧螺丝钉的工作。不少在香港内地人反而觉得人才卷在北京，不太好做评价。但北京人写东西是这儿样儿的，王朔那一圈其实没什么好怀念的，北京胡同里养出红墙根下的散漫，又有点混不吝，乍看骗小姑娘的迷人，细瞅一所谓的江湖气剥开就是大写的自恋。失意也是自恋，不得志是自恋，追不到姑娘就算哭也是瞅着自己肚脐眼哭。北京男作者总有种自己全身荷尔蒙的错觉，那一丝青春划过的忧愁，被更迅猛的勃起拍下。那一丝对他人细致的体察，更快被我要操全世界的中二嘶吼掩埋。那种典型的我的姑娘必须伴随我的痛苦而痛苦，那个属于我的姑娘的感情也必须由我倾注，没有皮格马利翁的真爱，只雕出除自己外的死人。
台湾人写东西很日本化，爱回车不爱标点，在一片迷雾中犹豫徘徊，自说自话连篇看的人新不耐烦，但换到电影又很好看，大抵是电影依托视觉细节的呈现，于是台湾小清新电影刚好能用细节唤回你的青春回忆。可惜好的文学是拍不出来的。我在这个年纪却突然有点想回看台湾的小清新电影，想吃夜市，想骑环山电驴，想戏一大碗牛肉面，想吹花莲的海风。
我其实相当幸运，哪怕所有出生的配套设置都不符合世俗标准对幸运的定义。但是我过的异常逍遥，母亲对我的包容近乎到了无限制宠溺的地步。甚至我像是一步步匍匐回童年，过于深思沉重的小孩，异常矛盾地长成了没心没肺的大人。
我现在多少有些想念北京，哪怕我从小厌恶它到大。北京不是个归港却是个能坦然活着的地方。我从北京出走的毅然决然，经年漫长的岁月中鲜少想家，却在年岁渐增后对辗转寄居的生活开始麻木，恐怕是现代科技打破了信息壁垒早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一切都已经可以预计，新鲜感消弭在一片麻木里。
我不知道疫情有没有让给北京这座城市打上那么一点疮孔，遥远记忆中北京是一座静滞的死城，哪怕一年乃至十年百年过去仍旧不变它夕阳落幕里上世纪最初建成的风貌。
城市冷漠的内核也从来不变，以至于城市太像人，笑脸与冷面顷刻的转换对应这片土地深种的亲疏文化。
人只有矛盾从一而终，小时候厌它像人，长大后唯独庆幸它像人。
我有一片乡愁，所有面试官不知道。敲打着简历眼带怀疑，怕你不会settledown随时都能毫无顾忌留下一切责任离开。我所有孤独的内核仿佛都源自那一片不可语人的乡愁，因为说不通听不懂，文化基因不是抹不去，而是我执意它不被抹去。